去年她开始咨询居委会、街道办和学校，到处打听政策，单位这样回复她：政策还没下来，不好说。当政策最终出台，张华燕发现自己百密一疏，她被卡在了暂住证上。小区里与她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共有11户。她遇到其他区县的非京籍家长，发现不同的区县有不同的限制条件，“我听说通州是最严的，我们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，孩子没有学上”。

　　不管她如何责备自己，也无法摆脱这种心酸的滋味。“我们犯下的错误，我们自己买单，请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只要有一条补救的措施，或者给我们罚款，我们怎么做都行”。

　　张华燕反复到办事处询问，到教委打听情况，甚至和其他家长在回龙观镇政府前面喊了一个星期的“我要上学”的口号。

　　“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政府可能解决一部分，也可能不给解决，这些都不好说。”在张华燕和其他家长看来，这是对他们的搪塞。

　　如果说对于当时答复，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，稍后几天，从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复则让他们开始失望。

　　“区政府告诉我们是市政府的事，市政府告诉我们权力已经下放到区政府。再后来就说开个会才能做决定。我们就像皮球一样，被踢来踢去。”张华燕说。

　　吴静和张华燕同属于一个小区，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暂住证符合要求。根据昌平区的政策，单亲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证明。5月21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，提交材料时却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离婚才算有效，婚白离了。吴静说，像她这样选择离婚的家庭，有几十例。

　　尽管家长们一再地互相提醒，要克制自己，理性地表达诉求，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口，他们还是与警察发生了冲突，4人被带到东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况。张华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。第二天她回到家时，已经是凌晨5点。她简单洗漱一下，又奔向昌平区教委。

　　赵红和她的同伴们几乎是在重复张华燕的生活轨迹，只是地点由昌平区换成了朝阳区。他们的时间比张华燕更紧迫，朝阳区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点。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并不比张华燕好。

　　5月23日上午，南磨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只负责收材料。”中午，朝阳区政府信访办给他们的答复是：决定权放在乡里，去找乡政府文教科。下午，他们又去南磨房乡政府，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，只能向上反映情况。我们已经联系文教科的同志，他们稍后就到。”直到下班，仅有一楼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员都没有露面。

　　尽管家长们反复要求，南磨房乡政府一直没有提供关于社保的政策文件。一位家长愤怒地说：“有政策变化必须得公告。政策到底是谁制定的，请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

　　“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，可是我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。”赵红说。由于一直不停地在说话，她的嗓子有些哑。她把背包里的面包拿出来看了一眼，面包已经有些味道，她又塞了回去。

　　5月25日下午，赵红从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了解到，提交申请材料的人数为380多人，通过人数为88人，通过率为23%。这是提交申请材料的最后一天，他们在朝阳区教委呆到晚上7点40分，然后又赶到南磨房乡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请。工作人员虽然收下了材料，但还是说：“就算我们收了，没有社保还是过不了。”

　　“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们绝望了。”赵红说。说完这一句，她忽然嚎啕大哭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回老家”

　　这些天张华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“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”。

　　张华燕老家在辽宁，1999年她和丈夫到北京中关村做IT业务。“外地人来北京打拼都是不容易的，我们也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。刚开始来北京，身家性命都压在这里。我们觉得这里是首都，是政治文化中心，所以挺憧憬的。”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他们从个体户发展为一家大公司，在北京拥有四套房子，“我们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，生活圈子都在这里，北京就是我们的家”。

　　2005年她将父母和公婆接到北京来居住，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。“我们举家过来。老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不可能再回去了。”如果女儿回辽宁上学，他们家需要重新在辽宁买房，家里人面临分离的局面。“孩子只有跟着父母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。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。回老家上学，对孩子来说人生地不熟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”。

　　刚到北京时，张华燕居住的地方是昌平的庄稼地，一片荒凉。“我们外地人建设了这里。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们做贡献了，就要让我们离开?”

　　张华燕的大儿子3岁时随他们一起来北京，2000年儿子幼升小时，他们在北京还没有买房，父母也在老家。如果把儿子送回老家，自己不在身边教育，她担心儿子就算学习好了，性格也可能不好。考虑到儿子在北京能够增长见识，德智体美能有更好的发展，最终选择让儿子留在北京。在交了赞助费后，儿子很轻松地在家门口的一所学校上了学。当时的张华燕没有想到，10多年后她再次面临孩子上学问题时，更没想到会这么困难。

　　与张华燕一样，赵红也被问了无数遍“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”。

　　“要是家里什么都好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出来?”赵红老家在甘肃，很贫困。家里房子很小，如果全家人都回去，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她的弟弟在西安打工，老家只剩下70岁的爸爸和公公，孩子回家后会就成为留守儿童，没有人照顾。“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，可是这个政策分明就是在制造更多留守儿童。”

　　赵红在“南磨房幼升小”的群里很活跃。急脾气的她怕说错话误了大家的事，每次派代表交涉时总是主动退出来，只在后面不时地提醒家长们要克制。尽管在行动时她总是为大家加油打气，告诉家长们要相信政府，但回家后的她难以面对的是孩子的面孔。

　　赵红的儿子豆豆一直很活泼淘气，可是最近几天她发现豆豆很乖，她出门时豆豆都会哭着说，“妈妈，再见”。每天回家，豆豆都会问她一遍，“妈妈，通过了吗”?他对赵红说：“妈妈，就算不上学了，我也不离开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