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当然是这些企业在各自的行业都是“排头兵”，而这些领域在当下的中国也很关键。比如“互联网+”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，现代金融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形成，而能源、化工、制造业等传统支柱产业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形下正寻找转型之道。

　　而第二点，是可以与此次习总出访形成“对应互补”。比如在汽车行业，对应万向集团的有通用汽车；在互联网领域，对应BAT的，有亚马逊、苹果、思科、微软，对应联想的有IBM；在金融领域，对应中国银行、工商银行的有伯克希尔·哈撒韦；在食品领域，美国有星巴克、百事；在化工领域，美国有陶氏化学……这些行业和从事领域相对应的中美企业，他们碰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对应领域展开磋商，甚至达成合作。

　　另外，还有最后一个特点，便是入选的中国企业都有丰富的海外投资经历。除了刚提到的万向集团收购美国酒店，还有像中远集团开辟北极航线、争取希腊港口，中国建筑在国际上承包工程（美国洋基体育场火车站项目、巴哈马大型海岛酒店项目、阿联酋迪拜棕榈岛总督酒店项目）、并购建筑公司（例如美国PLAZA建筑公司），双汇集团收购海外食品公司（例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）等等。

　　这些，都是即将参与战略对话的中国企业身上具有的标签。

　　惯例

　　事实上，让企业家随领导人出访，现在也是一种惯例。从20世纪90年初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开始，到现在，不论是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是参加博鳌亚洲论坛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经济峰会，中方都会组织企业家随行。

　　原因也很简单，国家想要给企业家走出国门谈合作来搭建平台、创造机会。

　　虽然出访要经历一系列的申请和审核，同时要自负出访费用，但很显然，对这样的机会，企业一向申请踊跃。2012年2月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率500名企业家访美；2014年4月，习近平出访欧洲四国，随行的经贸代表团人数达200余人；同年7月，习近平访问韩国，经济使团有250人之多。

　　从这次来看，领导人每次出访选择随行企业家，也有不同的考虑，其中会体现出思路的变迁。

　　变化

　　简要的来个对比。

　　2014年，习近平出访欧洲期间，随行的企业涵盖了汽车、金融、能源、医药、科技等各个行业。但仔细观察来看，当时的汽车、能源行业是重点，比如汽车领域就有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、华晨董事长祁玉民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虹等；而能源方面则有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、中国海油董事长王宜林。

　　而像互联网的三巨头BAT，当时却没有列入其中。

　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岛叔认为，一个是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，比如能源和汽车行业从传统支柱走向面临转型调整，而互联网企业则异军突起，开始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。

　　而另一方面，从地域差别来讲，美国与欧洲的优势产业不尽相同，属“因地制宜”。能源、汽车、航空是欧洲的优势产业。在那一次的出访中，中欧双方企业在这些领域签订了很多大单。比如在法国期间，中国航空器材集团与空客公司签百亿美元协议，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签加强核能合作协议；在德国，戴姆勒股份公司与北汽集团、华晨集团与宝马集团、大众集团与上汽集团、一汽集团分别签署协议；在荷兰，中粮收购荷兰农产品公司Nidera51%股权、伊利集团与荷兰达成了共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合作。